彩神平台_彩神平台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八届五次理事会在线上举行******

　　中国新闻摄影网讯2022年12月31日，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八届五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在线上举行。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徐祖根向理事会提交书面工作报告，总结学会今年的工作。徐祖根在报告中说，2022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中宣部和中国记协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指示精神，引导新闻摄影工作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信念”，做到“两个维护”，践行“四向四做”，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把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建设成全国摄影记者之家。

　　徐祖根总结了2022年学会的主要工作。一、以党建为统领，全面做好摄影学会各项工作。学会党支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更加坚定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好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支部成员积极参加中国记协组织的各项学习教育活动，积极完成中国记协机关党委部署的各项工作并配合行政全面做好摄影学会各项工作。

　　二、圆满完成第32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作品初评。受中国记协委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组织第32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作品初评工作。6月23日，本届初评会在北京采用远程连线的方式进行。

　　图为第32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作品评选现场。（张瑜 摄/光明图片）

　　中国记协派员对评选全过程进行指导、监督。根据中国记协制定的评委会产生办法，徐祖根会长主持评选会，10位评委由熟悉新闻摄影业务的新闻界有关领导、编辑记者和新闻院校专家组成。本次初评作品由中国记协规定的有推荐权的单位提供，共有543幅（组）作品参加评选。评委严格按中国记协制定的评选规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经过第一轮淘汰投票、第二轮入围投票、第三轮补充投票，最终筛选出41幅（组）拟入围作品。随后评委会办公室通知入围作者提供图片原始数据，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组织专家对所有作品进行技术鉴定。鉴定过程中淘汰了6幅（组）不合格作品，其它35幅（组）推荐作品经公示后提交给中国记协参加定评。

　　三、发起并主办“礼赞新时代 再创新伟业”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中国记协的指导下，由我会发起并联合北京国际摄影周组委会，光明网和中国行业报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礼赞新时代 再创新伟业”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于11月10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展览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展览征集工作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历时半年共收到来自全国主流媒体摄影专题版面800多个，收到摄影记者、新闻宣传工作者、纪实摄影师投稿作品两万余幅。最终由组委会精选出280多个摄影专版和300余幅摄影作品参展。这些作品涉及面广，图片质量高，题材新颖、多样，从多层次、多角度展现了非凡十年取得的新变化、新发展、新成就。展览得到了包括中央和省、地、县160多家主流媒体的积极支持。

　　图为观众在参观“礼赞新时代 再创新伟业”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闫汇芳 摄/光明图片）

　　中国记协国内工作部主任殷陆君代表中国记协在开幕式致辞。他表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围绕党之大局、国之大者、人之大爱，高站位谋划，高起点规划，高标准策划，在短时间内组织全国主流媒体参加这样高水平的展览，在新空间里汇集全国优秀记者陈列这样高质量的作品，体现了主力军的担当，展示了主流媒体引导主流舆论的作为！全国优秀的新闻摄影记者历经千山万水、千辛万苦拍摄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聚焦一幅幅鲜活动人的场景，记录一帧帧铭心刻骨的时光。多角度、全方位、生动刻画了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迈向美好未来的奔跑，体现了新闻摄影记者服务大局的奉献，彰显了艺术暖人心的价值！通过这一幅幅精彩的作品，我们看到伟大新时代的一个个高光时刻，看到伟大新中国的一个个精彩瞬间，看到民族新精神的一次次昂扬振奋，看到亿万人民新力量的一次次强大凝聚。他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希望新闻摄影记者，用新闻记者的敬业、摄影家的专业传播党的政策，折射党和国家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激荡我们续写新辉煌、奋进新征程的豪情壮志。

　　图为观众在参观“礼赞新时代 再创新伟业”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闫汇芳 摄/光明图片）

　　展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全国主流媒体纷纷展开多媒体报道。世纪坛展览结束后，学会又将展览移植到学会官网和光明网进行数字化传播，让展览发挥持久的影响力。

　　四、做好第五届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暨主流媒体聚焦“链上日照 精彩蝶变”新闻摄影采访活动。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今年由中国记协指导，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与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日照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暨主流媒体聚焦“链上日照 精彩蝶变”新闻摄影采访活动，分三个阶段举办。目前已分别于6月29日至7月1日，8月3日至5日成功举办第一、第二阶段活动。

　　图为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第二阶段）活动启动仪式现场。（李大伟 摄/光明图片）

　　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已在山东省日照市连续举办四届，是集业务交流学习、新闻采访于一体的高层次专业性新闻摄影活动，已成为全国新闻摄影界的盛会。

　　今年举办的第五届新闻摄影周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主题，活动期间，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大众日报和山东部分地市党报的摄影记者，以及新华社签约摄影师等30余名摄影“大咖”再次将镜头聚焦日照，用光影捕捉美丽瞬间。记者分别赴40多个现场进行采风，用镜头聚焦日照钢铁制造、高端化工、现代海洋、文旅体、生命健康和现代农业等产业链创新发展的动人蝶变，对日照市厚重的历史文化、良好的自然生态禀赋、高质量发展的日照实践、活力时尚的城市内涵进行了集中报道，宣传的聚合效应、整体效应、放大效应显著。第一阶段活动中聚焦的内容已有430余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刊发稿件900余篇。第二阶段活动中聚焦的内容已有360余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刊发稿件600余篇，呈现出中央级媒体集中报道、省市主流媒体报道量大质高、新媒体宣传铺天盖地的宣传形势。

　　图为中国（日照）新闻摄影周活动期间，媒体记者深入工厂、码头、田间地头进行深入采访。（李大伟 摄/光明图片）

　　五、与中央主流媒体和有关单位合作开展有意义的新闻摄影活动。协助经济日报社举办“春节七天乐”全国新闻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和全国经济新闻摄影作品征集活动。由中国图片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五洲传播中心、中央党校出版集团等单位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图片大赛，用图片讲好中国故事，以影像传播中国声音，以“我们这十年：2012-2022”为主题，面向社会征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富强、民族和谐、人民幸福的影像作品，展现这十年我们的奋进之路和辉煌成就。我会作为协办单位参与了作品征集和评选推介工作。我会还指导了由中国军工记协、中国航空报社、航空工业成飞主办的第14届中国航展摄影大赛，副会长徐京星、副秘书长兼航空航天专业委员会主任牟健为参加评选和颁奖仪式。

　　参与北京国际摄影周十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国际摄影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作为北京国际摄影周的承办单位之一，相继与北京国际摄影周组委会、光明网共同组织了北京国际摄影周“国家形象”主题板块的展览活动，其中包括“喜迎十九大”“改革开放40周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抗疫”“56个民族一起奔小康”“建党百年”和 “礼赞新时代 再创新伟业”等7个重大主题大型展览，发挥着新闻摄影的独特魅力，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伟大成就。

　　六、进一步规范摄影学会各项管理工作。年内，民政部和中国记协对社团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相继出台了多项相关工作文件及通知，新闻摄影学会都积极地配合落实，认真执行，更进一步规范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按照《会计法》和财务管理规章制度要求，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账务审计工作。经审计，学会财务制度规范、完备，符合管理要求，未发现违规违纪现象。人员和机构无变动。

　　徐祖根最后介绍了学会2023年的重点工作。一、紧紧围绕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开展各项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发挥党支部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落实好中宣部和中国记协的各项要求，认真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加强创新服务，充分调动全体会员的积极性，不断开创新局面。

　　二、按照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章程，在中囯记协和民政部的领导下启动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八届理事会换届工作，拟于明年下半年召开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三、高质量地完成好中国新闻奖摄影作品初评，并就进一步提高摄影评选的专业性和导向性，向中国记协提供建设性意见建议。

　　四、主办2023年北京国际摄影周“国家形象主题展”。

　　五、办好第6届中国新闻摄影周，包括一场培训、一场展览、一场论坛、一场现场业务交流活动，带动全国新闻摄影主流媒体一起共建“新闻摄影记者之家”。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全体常务理事和理事通过微信群参加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学会工作报告。（刘绍荣、季春红）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