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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中医名家临床验案梳理：关于“新冠病毒感染”几则主症的中医治疗参考******

　　作者：卢祥之 余瀛鳌 周超凡 雷忠义 杜惠芳 姜秀新

　　壬寅季冬北方地区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如潮如涌，非常严重，出人意料，史所未见。临床病人初期症状多集中在上焦，毒疫入内伤于寒，出现嗓子刀割样痛、咽喉炎，咳嗽、痰涎多，有的如同感冒，也有的一开始并无发热，出现严重头痛、身痛、关节疼痛，很快就出现严重的肺炎症状。

　　痰饮者，肺肾之病，根源于土湿。肺肾是痰饮之标，脾胃是痰饮之本。肺主藏气，肺气清降则化水；肾主藏水，肾水温升则化气。阳衰土湿，肺气壅滞，大概就是此次病人多出现呼吸道阻塞的原因。肾水凝瘀，不能化气。气如不化水，郁蒸于上就形成痰；水不能化气，停积于下而成为饮。呼吸道堵塞，肺气不能输布，于是就频发喘息、气短、倒气；“肺与大肠相表里”，于是频频出现腹泻，肺气壅满就累及心脏，所以容易导致心肌出现诸多问题。

　　一、用药宜温不宜凉。目前北方正处隆冬，药用不宜苦寒

　　新冠病毒感染病人，药用不避辛温，有的甚可用参芪等药扶正。病毒不管是原来的还是最近出现变异的，用药都不能过用苦寒，不能一味清热解毒。苦寒伤胃伤人，凉遏过甚则容易出现变症、坏症，《伤寒论》指出的六经传变，由表入里，本来病在表在浅，过用苦寒，导至由表入里，由阳入阴，由轻而重，基础病峰起，教训很多，当年蒲辅周先生多次叮咛过：切勿“凉遏阻滞”、“冰伏其邪”，临床上切勿忽视。

　　二、“大白肺”，呼吸道症状严重。可选化痰逐湿，药宜清宣温通

　　当年南京的御医张简斋，一生推崇“二陈汤”（半夏、橘红、茯苓、甘草），可为底方。并以“人参姜芩半夏汤”（人参、甘草、茯苓、干姜、半夏），“半夏温肺汤”（半夏、旋覆花、橘皮、细辛、芍药、桂心、甘草、桔梗、人参、赤茯苓）化裁。上热者加用石膏、知母；下寒者加用干姜、附子。痰胶黏者加用枳实，痰湿停滞者可用“十枣汤”（芫花、大戟、甘遂、大枣）合“五苓散”（猪苓、茯苓、白术、泽泻、桂枝）；大青龙汤（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生石膏、生姜、大枣）；麻黄汤（麻黄、桂枝、杏仁、甘草）；葛根汤（葛根、麻黄、桂枝、生姜、甘草、芍药、大枣），可为择方参考。

　　经治数例“大白肺”，症状有重有轻，多是病毒袭入肺部，出现炎症，导致肺部渗出液过多。肺主气，司呼吸，肺主皮毛，肺主通调水道。许多患者体表气机收敛，腠理紧闭，一点汗都没有，并有怕风恶寒，有一分恶寒便需解一分表证。临症选用的麻、桂、姜、葛等都是取效的关键。

　　另外，呼吸道诸症要注意观察舌苔，舌苔由薄转厚变黄，舌质由淡红转成紫红，多提示病情趋重。舌下有痰膜，宜应用化痰祛湿药，注意生津，要设法把老痰变稀。朱震亨说：“百病多兼痰”，“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所不到”，认为“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挟瘀血，遂成窠囊”非常有临床意义。最近有的女性“阳”后长了胡子，更多的是嗅觉、味觉丧失，吃什么都没味儿，舌蕾损坏。此类病症，多属气血环周之路受碍，交济之关不通，升降不利，人的“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调理气机，疏通升降，往往会取得疗效。

　　三、心肌炎。重视心脏容易受损，气血失畅，护心为要

　　诸多心肌损坏的病人，辨症多是正气虚弱，病毒侵犯心肌，临床主要表现心悸、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头疼、头晕、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等。曾治马姓女，先患高烧，经治烧退，出现心脏不适，到医院诊为“心肌炎”，辨从邪毒侵心，痰瘀阻络，兼顾气阴，药用炙甘草、党参、桂枝、生地黄、阿胶、麻仁、麦冬、五味子、酸枣仁、丹参、柏子仁。药后三日，患者出现心阳虚衰，主要表现怔忡、神疲乏力、畏寒，经用真武汤合苓桂术甘汤，症状得以减轻，调治至今。

　　曾治一位高龄濒危病人，出现意识不清，口服“生脉饮”（红参、麦冬、五味子），但服不下去，经一点一点地向嘴里吹，一天数支，两日以后，病人终于“挺”了过来。人参甘温，益元补肺；麦冬甘寒养阴清热，五味敛肺止汗，三药合用，补润敛收，气充脉复，《医方集解》说：“人有将死脉绝者，服此能复生之，其功甚大。”可备用芪冬颐心口服液、丹参滴丸、黄芪颗粒等，临床体会，宜时时“护心”为要。

　　目前有许多老年患者抢救不及而亡，“基础病”频发，不论是糖尿病或冠心病、高血压，晚期基本都是阳虚。一旦昏愦痰鸣，垂头闭目，机能衰竭，二三日即死。此证多为传经，晚期病入厥阴少阴，有人用“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细辛、附子），疗效明显。当年上海名医徐小圃先生，就是这样用药，而且经验很多，寒中少阴，外连太阳，然毕竟属温经散寒，辛温助阳，虽然是表里兼治，但不能泛用。

　　五、多汗，郁热。治从调气阴、和荣卫入手

　　临床发现很多人“阳”过转“阴”，体内还有郁热，或因暴饮暴食，或因加班劳累，仍然出现恶风怕冷、气短、体倦乏力、面色少华、舌淡苔薄、脉细弱，多是复作、复感，有的是食复或者劳复，这就是《重订通俗伤寒论》说的，病退之后“胃气尚虚。余邪未尽”“切勿任意过食也。若纳谷太骤，则运化不及，余邪假食滞而复作也。”

　　还有许多人病后容易汗出，经治一位老领导，一上午需换两三次衬衣，大汗淋漓，换下的衬衣能拧出汗水，经用桂枝加龙牡汤 （柴胡、龙骨、生姜、人参、桂枝、茯苓、半夏、黄芩、大黄、牡蛎、大枣）加山萸肉、金樱子，两剂取效，五剂而痊。《伤寒论》说：“荣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汗为心液，本是阳气蒸化津液而成，经统计，我们共治疗多汗、大汗三十余例，大都以用煅龙骨、煅牡蛎、大枣、黄芪、党参、白芍、桂枝、五味子、生姜、炙甘草及玉屏风散等益气养阴、调和荣卫的方药而效。

　　六、腹泻。常是湿毒下泄，治宜运脾祛湿

　　经治十余例“阳”后腹泻病人，严重的一上午七八次狂泻，多为太阴脾湿，湿土不化，脾气也亏，水谷不消，整体消化能力下降，出现气虚，动则小喘。肺主水、大肠主津，肺气清肃下降，大肠气机便会随之下降。

　　药用车前子30克，研末煎汤送服黄连素，有的病人两日就愈。《苏沈良方》载，宋代欧阳修常苦于腹泻，屡治无效，后用“神方”：“一味车前子而已。”车前子利水通尿，敛止泄泻。另，临床上也有病例使用了葛根芩连口服液、藿香正气软胶囊加配抗生素。

　　中医临床的真谛是“一人一方”。病同，其证也同，未必用同样方药。临床应根据体质、时令、地域和性别仔细斟酌，切不要执死方以治活人。

　　作者简介：卢祥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顾问、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副会长兼首席专家；余瀛鳌，国医大师；雷忠义，国医大师；周超凡，全国名中医；杜惠芳，北京弘医堂医院副主任医师；姜秀新，中国中医科学院副主任医师。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